“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社会急剧变革和快速转型期。WTO过渡期的结束、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将极大推动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建设、以及浙江省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由创业型经济向创业创新型经济的转变，将对杭州市的中心城市功能和定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厘清现实基础、发展目标、基本思路与战略重点，为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定和实施杭州市“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依据，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一、杭州市“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基本判断

（一）随着WTO适应期的结束，新一轮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调整和转移迅速展开，全球化和国际经济脉搏将更加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到2002年全球累计对外贸易投资超过3.5万亿美元，比1995年的2.6万亿美元增长了34.6%。而我国正成为这一轮全球性产业转移的热点区域，2003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535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市场。产业基础相对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尤其受到跨国公司的青睐。2003年，杭州市实际利用外资10.0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3.3%。未来五年正是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时期。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国际产业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将明显加速。对杭州市而言，全球性的产业大调整有助于更好的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速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但是，在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跨国公司长驱直入，威胁本国企业，国际政治经济冲突、金融冲击将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二）“科学发展观”引致的经济增长，将推动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结构大调整，区域协调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主导未来一段时期宏观经济演变的主题。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土地、矿产、水、生态等资源与环境瓶颈日益突出。2003年我国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世界的4％。杭州市资源和能源制约因素尤其突出，土地价格持续飙升，电力日益紧张等问题不仅暴露出了上一阶段杭州市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同时也明确的警示着下一阶段杭州市经济发展重新定位的必要。在杭州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7万元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轴心进一步向城市化和重工业化转换，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现实而紧迫。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起飞”和高速增长深刻的改变着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对包括杭州在内的东部先发地区构成了既合作互补又相互竞争的态势。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增长大大拓展了企业市场空间，同时，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本地企业的成长会因市场就近而对东部企业形成替代，并进而导致东部企业资本向中西部流动。这进一步强化了杭州市尽早提升产业层次，实现向高科技、高加工度、高附加值和低能耗、低污染产业转变的紧迫性。

（三）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在不断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努力提升产业水平、拓展营利空间、挤占价值链“高端”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任务。

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一方面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资金和技术，但是长期依赖于低端的生产既不利于营利空间的扩展，也不利于产业水平的提升，对我国由“世界车间”向“世界工厂”提升造成制约。2003年，我国制造业总量已升至世界第四位。包括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在内的百余种产品的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产品少，产品利润空间低已经成为公认的软肋。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调整和价值链分工重组的进程中，我国在积极挤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同时，将更加注重价值链分工中占据“高端”地位，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回报，提升本区域的产业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2003年，政府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1％，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基于东部地区良好的产业基础，国家在价值链向高端提升过程中，势必会加大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倾斜。杭州市如何抓住这一有力时机，大力构筑优良环境，吸引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向本区域流动，推动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四）浙江省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和由创业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将引致新一轮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产业组织调整，省会杭州的中心功能和作用亟须进一步定位和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利用制度先发优势，率先构筑了市场经济微观制度基础，但是这种基础仍然是初级的古典市场经济。在中国加入WTO后全面启动新一轮“倒逼型”制度改革浪潮中，浙江省必须率先完成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和由创业型经济向创业创新型经济转型，以继续构筑体制落差优势。围绕“两个转型”，浙江省将在微观主体重塑、产业组织创新、市场和交易制度转型方面形成重大变革。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市场微观主体将展开追求规模经济、开展差异化竞争、构筑市场势力、实现自主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变革。由此，人才、技术、信息、管理、资本市场等为主的创新要素供给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作为浙江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杭州市在上一轮的浙江省工业化进程中，其中心地位处于不断削弱的状态，尽管杭州GDP占全省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2%左右，但第二产增加值比重却由1978年的31.64％一度下降到1997年的21.5％，下滑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即使到2003年，这一比重仍然仅维持在24%左右。因此，下一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最大限度地构筑创新要素区位禀赋优势，奠定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重新定位和明确中心功能和作用是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五）接轨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迅速推进，导致区域要素的激烈整合与重组，杭州市城市整体功能准确定位与成功塑造的任务切实而紧迫。

“十一五”期间，随着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上海作为国际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在创新要素方面的集聚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并强化区域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市场梯度优势。上海国际性大都市地位的强化和长三角一体化将会导致要素向上海中心的“极化”，对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强抓机遇，未雨绸缪，率先明确城市定位，构筑特色优势明显、与上海梯度错位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城市中心功能，尽可能有效的延伸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国际功能，并最大限度的获取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区域再分配要素，构筑国际投资、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的高地，是杭州市“十一五”期间发展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六）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快速形成，以及由此推动生产力空间布局的重大调整和城市群维系纽带的转换，将要求并促进该地区城市节点空间优化。

环杭州湾产业带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应对国际产业转移和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提升浙江产业水平，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环杭州湾地区占浙江人口的50.65%，地域面积的44.7%，而2000年GDP却占全省的72.4%，人均GDP是全省平均的1.42倍，是全国平均的3倍。未来杭州湾将建成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长三角的“金南翼”。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发展将在强化与上海的合理分工、城市功能互补的基础上，重点培育标志性产业集群。为此，构筑支撑集群发展的研发、人才、信息、融资、物流等功能性平台是关键。杭州市作为环杭州湾产业带的核心城市，面临着区域内城市空间节点的重大调整。在实施“城市东扩、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产业空间调整的协调性和延续性问题，合理安排经济开发区与生态屏障区的关系，合理安排工业园区的空间平衡与接轨，合理布局研发中心，合理调整现有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规模与布局，将开发区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的新区和重要功能区、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外资民资投资的集聚、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核心区和体制创新的试验区，并提升城市中心功能，大力构筑创新要素平台，是杭州市“十一五”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七）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加快确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规范化趋势愈加明显，公共政策方式和政府职能面临重大调整和变革，服务型政府成为发达地区行政变革的主要方向。

“十一五”时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特别是随着WTO过渡期结束，全面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将极大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建立更加完善和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经济运行体制。中央与地方分级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土资源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将面临重大变革。政府职能将主要定位于宏调控、实施市场规则、完善市场服务。社会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能进一步加强，致力于提供公共安全、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等事关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公共财政体系将进一步强化。《行政许可法》等的贯彻实施，将进一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政务公开化和决策民主化。产业政策空间进一步缩小，政府调控经济将更趋间接、调控难度加大。为此，率先建成具有现代化理念、职能和行政体系的现代政府管理体制，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规律，又能有效的实施产业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是杭州市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现实基础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杭州市人均生产总值接近4千美元，市区达到5千美元，已经达到发达国家下限水平，面临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全面转型。

到2003年年底，杭州市人均GDP为3.27万元，市区超过4万元，按照现行汇率计算分别接近4000美元和5000美元，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下限水平，意味着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

1.人民群众生活将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全面转换，追求生活质量和新型消费方式的普及将成为趋势。目前，杭州市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12898元，住房、轿车、旅游、教育、医疗等成为居民消费重点，追求质量和个性化的消费日趋凸现。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居住四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1.26%，比1993年的33.87%提高了7个多百分点。居民生活向小康型的全面转型将在“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这意味着杭州市下一步必须紧紧围绕居民消费的转型，构筑优良人居环境、大力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注重提高城市的居住、学习、购物、旅游等方面的品位。

2.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由主要依靠工业化推动逐渐让位于主要依靠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轴心向城市化转换。尽管工业化仍然是杭州市今后五年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是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将逐步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化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不仅工业化的纵深推进需要依靠城市化为支撑，而且城市化和城市功能的构筑将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空间，进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其他产业的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萧山、余杭将完全融入杭州都市整体，钱江新城主体框架基本形成，跨江发展格局进一步展开，由此导致全市产业布局、交通布局将面临重大调整。新型城市功能的构筑、高效率城市交通网络的完善、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分区功能定位的形成将是下一步杭州市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任务。

3.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将主导经济发展的格局。居民消费的转换和经济增长轴心的转换使得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追求生活质量的小康型消费中，服务业增值空间大大拓宽；城市化主导推动的经济发展又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业在国民所得创造中的比重大大超过其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2002年市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6.8%，其中交通及通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分别占到7.2%、7.6%、3.0%。“三二一”的产业格局形成和进一步强化。服务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产业布局、服务业集聚能力、服务业竞争力直接主导了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结构、布局、集聚能力和竞争力。为此，加大服务业发展力度，高效率规划服务业布局、努力提高服务业集聚能力和竞争力应该成为杭州市“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头戏。

4.以高技术进步率、高加工度化、高新技术产业“三高”为典型特征的现代产业将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步伐。杭州市在实施“工业兴市”战略、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弱化传统加工工业的集聚，转向专注于各自创造、捕捉价值的优势环节、强化价值链“高端”产业、提高营利空间，为地方经济发展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必须大力提升企业研发、品牌、管理和市场的创新能力，大力推动产业组织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5.“以人为本”的新科学发展观全面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就业、提高社会保障、加大环境保护、提高公共卫生与医疗、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将成为任何发展战略措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协调的、全面的、开放的、可持续的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片面最求GDP增长而忽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失业增加、环境恶化、资源耗竭，只能是“有增长无发展”。下一步，杭州市在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社会协调和环境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6.城市功能重心面临转换，销售中心、研发中心、管理决策中心等新型城市中心功能开始孕育凸现。杭州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第一层次的中心城市，其城市功能定位上，在强化与上海的分工接轨之外，必须同时强化与区域其他城市的分工协作。制造业的低价值链环节的集聚将逐步退出杭州市的城市功能，代之以价值链的“高端”行业。在结合企业产业组织的创新的同时，将大力集聚研发设计、管理决策、市场销售等环节行业和企业。并通过这些领域的强势构筑，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

7.区域经济发展将由“中心—外围”格局朝城乡一体化迅速迈进。区域协调发展将在下一步杭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变得更加突出。一方面，中心区在经过行政调整的适应期之后，将迅速进入实质性的一体化，“城市东扩、沿江开发和跨江发展”战略实施，将萧山和余杭迅速融入杭州城市中心区。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接轨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心区对周边县市的凝聚力将进一步增强，城乡一体化联动发展成为必须和必然。

（二）面对经济社会转型，杭州市的六大制约因素

1.各个领域的旧体制比重相对较高，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不利于其发挥改革意义上的“发展极”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在传统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浙江省特别是浙南地区走在全国改革前列的势头相比，杭州市在改革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势头上相对较弱，旧体制比重相对较高。2003年全市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50.5%，低于全省59.5％的平均水平。国有经济比重高于其他地区，国有企业改制仍然不彻底，民营经济主要局限于商业餐饮和制造两大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等问题比较突出，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启动缓慢，市本级事业单位改制面到2002年仅完成10%。这对在浙江省由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杭州市“改革极”和制度创新中心功能的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制约。

2.要素市场不发达或严重的结构性缺损，阻滞了企业管理总部向杭州集聚及其管理与决策中心功能的培育。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各类要素流动性不高，要素市场对经济的辐射能力不强，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与杭州经济建设发展需求不相匹配，是当前杭州市要素市场的一个基本现状。目前全市共建有要素市场36个，2001年杭州市交易额超10亿的市场基本集中在传统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土地、人才、科技等要素市场交易层次低，交易规模小，并且是初步的和缺乏创新的，其规模、竞争能力和辐射能力均有待加强。信息咨询服务等中介组织机构发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由此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商务成本，不利于企业管理总部的集聚及其管理决策中心功能的培育。同时，教育体制改革滞后和人才市场发展滞后，阻滞了杭州市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功能的培育和强化。

3.长期以来，杭州市受城市发展跨新“门槛”的约束，环西湖形成的传统商务中心模式，不能“垂直”发展，“强度”增长，导致功能活动聚集度不高，中心性不强，妨碍了杭州市城市中心功能的强化，尤其是阻滞了实现传统商贸向现代商贸中心的转换。尽管钱江新城的建设、沿江开发和跨江发展有助于拓展城市框架，重新打造新型商务中心。但是，环西湖传统商务中心的转移和新型商务中心的建设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钱江新城仅完工杭州大剧院，其他行政和商业设施建设尚未完全启动，预计要到2010年之后方可基本建成新城的总体框架。在这一段时期，集聚程度不高，中心性不强的传统商务中心仍然成为“十一五”期间杭州市强化中心功能、实现现代商贸中心功能转换的一个现实制约因素。

4.杭州市中心功能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制约了其对国际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的集聚能力。杭州市打造国际性旅游城市和“世界休闲之都”战略目标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杭州的国际知名度。但是，应当看到已有的国际功能比较明显的局限于华侨华人文化圈范围，离真正的全球性旅游休闲城市尚有较大距离。2002年，杭州共接待境外游客105.62万人次，其中港澳台游客占到40.2%。除旅游休闲之外，其他的中心功能基本局限于区域性的甚至是地方性的，严重制约了杭州对国际要素的汲取能力。

5.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边缘化问题突出，严重削弱了杭州市中心功能的构筑和进一步提升。杭州市区域经济发展体现出双重的“边缘分化”现象：一是杭州市区与五县（市）的中心－外围“边缘分化”，使得周边五县（市）离心化倾向严重，造成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周边五县市的集聚与辐射效应都相对较弱。二是浙江省主流发展模式的边缘分化，即杭州市的经济发展比较大的区别于浙江模式，由此造成省内其他城市对浙江首位城市杭州的依赖性不强。这种倾向不加扭转，将严重削弱杭州市紧密层腹地对中心性功能的空间支撑，也严重影响着杭州在全省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作为“发展极”的中心作用的发挥。

6.接轨上海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培育形成，“极化”仍主导两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市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因其特定的历史基础和政策环境正日益凸现。杭州作为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在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尽管已经出台了规划和大量的政策措施，但是总体而言，有效的接轨机制尚未形成。上海市对杭州的“极化效应”大大超过其“扩散效应”，企业管理总部、资本、人才等要素往上海流动的趋势依然显著。初步估计，到2003年底，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迁出省外，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9亿元。杭州市不仅未能成为浙江省其余地区企业搬迁的主要目的地，而且本地的一些上规模企业也纷纷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或管理决策机构。相对而言，杭州市对上海国际中心功能的延伸则比较乏力。跨国公司在杭州设立机构的寥寥无几。高层次要素向上海的集聚不利于杭州市中心城市功能的转型和提升。

总括而言，当前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很大程度上仍属阶段性转型或战略定位偏差问题。未来五年，是杭州市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期和国民经济的新成长期。着眼于国际、全国、长三角和全省的宏观经济或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以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转型，推动经济发展轴心的转换，逐步扬弃“工业兴（立）市”的战略定位，构筑创新要素为主的禀赋优势，奠定区域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和层次，发挥杭州市在全省向现代市场经济和创业创新经济“两个转型”中“发展极”的作用，是“十一五”期间杭州市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和任务。

三、基本思路、总体目标与战略重点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按照“五个统筹”和省委“八八战略”的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型、提升”为主线，以“四个中心”的建设为目标，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建成更加富裕的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揽全局。科学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重视解决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健全公共服务、保护资源环境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全面的发展观，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和人的发展，在注重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注重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协调的发展观，要严格依照中央的“五个统筹”要求发展经济；是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稳定性；是开放的发展观，要统筹考虑对外开放和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

——坚持以“转型、提升”为发展主线。“转型”就是要求杭州市更好地发挥在由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从创业型经济向创业创新型经济转型中的“发展极”作用，“提升”就是提升杭州市在浙江以至长江三角洲区域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层次。

——坚持以构筑“四个中心”为战略目标。按照与上海梯度错位发展原则，全面构筑杭州市“制度创新中心、研究开发中心、管理决策中心、市场销售中心”四大城市中心功能，全面提升其在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地位和层次。

——坚持以“三个率先”为战略任务。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杭州市巩固和强化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地位，提升城市功能，实现强度更大的集聚能力和范围更广的辐射能力的必然要求。率先建成更加富裕的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明确要求，是杭州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基本思路

“十一五”期间，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围绕“四个中心”的建设，加速实现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创业型经济型向创业创新型经济的转型，大力提升杭州市在浙江省以至长江三角洲区域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层次。

1.推进现代产权制度改革、优化企业治理结构、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完善地方法律制度，全面推进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所有制的改革，杭州市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有力推动了杭州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发展。但是，在金融、流通、公用事业中旧体制的比重还很高；民营化企业普遍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产权结构，典型的传统企业居多；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严重制约了有效、发达的现代交易规则的培育和形成。可见，即使作为全省第一层次中心城市的杭州，目前的经济体制还只是一种初级市场经济。杭州市应把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何率先建立起以现代产权、交易制度和法治为基础的规范、公正的市场经济作为“十一五”期间的一项中的任务。

2.大力延伸接轨上海的国际商务、资本市场、人才集聚、管理决策等中心功能，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全面提升杭州市在浙江省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层次。

在浙江经济已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和向现代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阶段，杭州市通过一般工业制造业的扩张来充实作为全省首位城市的功能和地位，但是就难以担当起在“两个转型”中“发展极”的作用，长此继往，杭州对全省的极核和辐射作用将会下降。因此，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杭州市应审时度势，根据区域资源禀赋的动态比较优势，逐步扬弃“工业兴市”战略，摆脱价值增殖贫乏的一般制造环节，集中资源和力量做大做强杭州市最具优势的高增殖研发、高新技术产业、市场推广和服务、决策与管理、中介组织和服务、金融和投资等等，重塑区域比较优势，与全省其他地区实现区域价值链分工。

上述战略思路，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杭州市（尤其是市区）的空间和环境已经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增殖贫乏的一般制造业环节。第二，杭州市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浙江省人才、知识、教育、科技、咨询、中介组织和服务等创新要素的高地。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杭州市最具优势和区位条件，构建创新要素的新高地，集中资源和力量发展高增殖的研发、销售、决策与管理等环节。第三，杭州市“十一五”期间中心功能的定位和提升，必须与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和民营经济的新飞跃的要求结合起来。杭州市大力发展要素市场等现代服务业，吸引民营企业总部、研发、销售中心向杭州转移，与其它地区实现区域价值链分工，是引导浙江从传统的“强县经济”走向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3.构建创新要素新高地，实现杭州市创业型经济向创业创新型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提出“资源小省，建设经济大省”的发展战略，通过外向循环克服了原材料、能源等基础资源的供给约束，实现了建设经济大省的战略目标，而今，浙江民营经济要实现新飞跃，正面临新的形式似乎相同但内容完全不同的“资源小省”约束，也即面临以人才、知识、技术、管理等为主的创新要素供给不足的约束，这是建设“经济强省”的保障和关键。而高质量的创新要素的培育、集聚和供给必须以现代大城市为载体，杭州市理应肩负起这样的发展任务，应充实和调整“创业在杭州”的战略思想，实现杭州市创业型经济向创业创新型经济的转型。

（三）战略重点

按照上述基本思路，“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围绕“四个中心”的建设，着重实施以下“六大战略”：

——实施“制度创新带动”战略，构筑杭州市“制度创新中心”功能：以微观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为基础、以要素市场的发育为支撑、以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条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努力营造支持杭州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良好氛围、政策环境和微观体制基础，全方位构筑新的体制性落差优势，加速实现从初级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实施“产业提升”战略，挤占区域价值链分工“高端”：坚持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相结合，走新型工业化、全面国际化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手段，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重点，以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扶持壮大一批支柱产业、扶植改造一批基础产业、加快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一批大集团企业、重点培育一批驰名品牌企业。积极推动以信息化支撑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进而全面提升杭州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势力，提高杭州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实施“创新要素集聚”战略，构建全省创新要素高地：立足全省，放眼全国，建立“统一、完备、高效、畅通、规范、开放”的并与杭州经济协调发展的贸易、金融、人才、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市场体系，加快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培育和塑造杭州市作为区域性“发展极”的要素集聚、管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现代城市功能，切实增强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努力构筑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创业基地，浙江省的创业创新平台。

——实施“开放兴市”战略，提升杭州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层次：杭州要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接轨上海，错位发展，融入长三角，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在开放中提升产业结构，加速融入国际化的进程，迅速提高杭州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实施“中心区转换”战略，全面推进杭州由“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的转换：进一步贯彻“控制、疏散、重构”的城市拓展方式，疏解工业和居住用地，降低西湖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逐步剥离或弱化行政职能，强化信息咨询、金融证券、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服务功能，并以湖滨商贸旅游街区为核心、武林商圈和吴山商圈为两翼加快实现传统商贸向现代商贸转型，重构现代都市商业中心。沿江地带建设中的中央商务区要按照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放手建设，以钱江新城所形成的新的城市形象、品味和城市“垂直发展”的景观为载体，更好地体现杭州由“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的转换。

——实施“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以“旅游西进”、生态屏障区建设和强化市区集聚中心功能为主线，推动城乡“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发展框架的建设，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一体化。

（四）发展指标

按照“四个中心”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一五”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安排如下：

——2010年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60%，市区达到75%以上。金融、人才、技术、信息、咨询、教育等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30%。物流、连锁超市占批发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0%。零售业前10位市场集中度达到10%。

——工业经济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5%以上，市区地均工业增加值达到3000万元/平方公里。高新技术企业比重达到45%以上。

——效益农业发展迅速，农民人均年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增长，2010年达到15000元。

——产业组织明显改善，企业总部、研发管理决策机构、销售机构比重显著提高，2010年上述机构数占全部赢利机构数比重10%以上。集团企业产值比重达到20%以上。

——技术进步加快，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达到40%以上，公共R&D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5%以上，发明专利项目达到新的高度。

——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基本形成规范、公正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微观基础二次改制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基本退出竞争领域，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纵深发展，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基本到位。

——城市化达到新的高度，城市化水平力争达到65%以上，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建成“一主三副”城市间轨道交通框架和与五县市之间的“一个半小时交通圈”。

——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到2010年外贸依存度达到60%，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40%，技术引进步伐加快。跨国公司在杭设立总部和采购中心等机构明显增加。部分实力雄厚的本地企业开始在国际上自创品牌和销售网络。

——环境达标率达到100%，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0%，污水处理率达到99%。

——失业率控制在2%以下，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98%以上，市区达到100%。

四、加强制度创新中心功能建设，率先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主要是得益于先行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制度落差优势。然而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随着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向国际市场全领域开放和与国际规则的全方位对接，杭州与全国其他省市之间的制度先发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制度后发劣势却显现出来。在由此所形成的倒逼环境下，杭州市要保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必须在微观主体重塑、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和交易制度转型方面继续创新，率先完成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以继续构筑由经济体制落差所引致的新的生产力优势

（一）杭州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1、各个领域的旧体制比重相对较高，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不利于其发挥改革意义上的“发展极”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在传统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浙江省特别是浙南地区走在全国改革前列的势头相比，杭州市在改革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势头上相对较弱，旧体制比重相对较高。从总量上看，2003年全市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50.5%，低于全省59.5％的平均水平。国有经济比重高于其他地区，从结构上看，国有经济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而民营经济则主要局限于商业餐饮和制造两大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等问题比较突出，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启动缓慢，市本级事业单位改制面到2002年仅完成10%。这对在浙江省由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杭州市“改革极”和制度创新中心功能的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制约。

2、国有改制企业和一部分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机制仍然存在缺陷，构成制约企业长期持续成长的制度瓶颈。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通过对传统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股份制改造，使得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得到明显改善和优化，但是，以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为标准，杭州市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并不彻底，一些转制企业在“政企合一”，“国有出资人虚置”等国企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同时，又面临着转制之后，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之间；企业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国有出资人与经理人之间；企业经理人与员工，“新三会”与“老三会”之间的诸多矛盾和摩擦，这些矛盾和摩擦一方面导致转制企业内部组织成本的提升和经营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引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的短期化，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改革之后新兴崛起的民营企业则以单一管理层级、单一经营单位的个人业主制企业或合伙经营企业为多，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有效分离；企业内部没有专业的管理分工，企业的股权设置不完整、不规范，企业核心控制权主要集中于创业家族或类家族创业集团手中，没有专门的职业企业家阶层；受这种与市场化和工业化早期相适应的传统企业制度的制约，民营企业的竞争手段、融资渠道、管理能力、经营规模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层次上。

3、要素市场发育水平严重滞后于商品市场的发育，要素汇集场所和流转渠道的结构性缺损，阻滞了企业管理总部向杭州集聚及其管理与决策中心功能的培育。“十五”以来，杭州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但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却明显滞后于商品市场。各类生产要素的汇集和交易场所不多，要素流动性不强，要素市场对经济的辐射能力不足，进而导致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与杭州经济建设发展的需求不相匹配。目前，杭州市交易额超10亿的市场基本集中在传统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而涉及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汇集和流转的要素市场却只有36个，且大多交易层次低，交易规模小，规模和辐射能力弱。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必然导致企业商务运营环境的质量下降，不利于优势企业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不利于企业管理总部的集聚及其管理决策中心功能的培育。不利于杭州市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功能的培育和强化。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浙江省规模稍大的企业（总部）向上海而不是向杭州搬迁，而中小企业则因为没有发达要素市场为依托普遍处于长不大的状况中得到体现，要素市场发育水平滞后已经成为浙江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4、政府职能边界模糊和执政效能缺失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以市场制度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建立为前提。而市场制度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工商企业、中介组织、要素市场等各种有形制度安排，而且还包括由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组成的全套“游戏规则”的确立和有效执行，而这又有赖于一个高效、廉洁、勤政的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已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基础，但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却滞后于经济微观基础的变迁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政府部门习惯于利用行政指令干预市场和企业的正常运营，而在规范市场秩序、完备法律制度、维护法制严肃性方面却不同程度的存在职能缺失的情况。政府职能边界的模糊和执政效能的缺失导致市场主体之间交易成本的上升和法治环境的破坏，制约杭州市从创业型经济向创业创新型经济的转型进程。

 5、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性垄断制约了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阻碍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政府虽然部分地区或行业对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出台了一些改革政策，但大多属于单项改革和局部调整，原有体制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府对事业单位的发展缺乏总体规划，政府和市场在公益服务方面作用不明，政府公益服务的提供方式单一，对不同层级政府间公益服务责任缺乏合理的划分。到目前为止，系统的事业单位改革尚未全面展开，许多方面尚未真正起步。而近年来部分地区和行业鼓励事业单位从事创收活动，实行事业单位产业化的政策，虽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启发性，但市场化过度的局限性十分明显，某些方面改革政策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误区，甚至违背国家举办公益事业单位的基本宗旨，使政府的公益服务职责严重缺位，不仅对实际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反而影响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正常发展，有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杭州市整体经济利益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

（二）基本思路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杭州市已经利用制度先发优势，在全国率先构筑了一个以微观主体的民营化和微观主体行为的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微观制度基础，但是这一微观制度基础的性质从总体上讲只是与初级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在垄断行业、公共事业、服务领域等中旧体制比重还很大；由于法制建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相对滞后，产权和交易制度还处于十分低效、不规范的状态；由于资本、金融等要素市场还基本处于旧体制内运行，导致要素市场体系发育相对滞后。因此，总体上说，杭州市目前的经济体制还只是一种初级市场经济。

“十一五”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杭州市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以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以要素市场的发育为支撑、以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地方法规完善为条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实现从初级市场经济向以现代产权、交易制度和法治为基础的规范、公正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三）战略举措

1、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以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为目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塑支撑杭州经济快速发展的国有经济微观体制基础。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属于竞争性行业的地方国有企业要坚决推进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彻底退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对外贸易、公用事业、旅游、文化、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要逐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限制和扩大对外开放。

——进一步降低国有股的股权份额，大力引进外资、外地资本和民营资本，通过合资、合股、合作的方式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企业外，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等形式，逐步改制为多元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

——进一步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所有者“在位”，确保董事会履行代表股东利益的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按照“隔置存量，理清增量”的思路，允许和鼓励企业经营者以增值奖股、直接购股、虚拟股份、分红权、股份期权等方式参与企业剩余分配，从而逐步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责、权、利、能相对应的决策执行机制、长效激励机制和内控约束机制；

——进一步改变部分行业经营方式陈旧、缺乏服务品牌和过度竞争等状况，促进优势国企的集团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兼并、联合、上市、重组等方式，形成一批拥有著名服务品牌、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型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市场择优机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等多种手段鼓励企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

2、大力推进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机制的“制度化”、“社会化”和“国际化”，重塑民营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重构民营体制和机制的新优势。

——引导和推动上规模的民营企业逐步开放股权、吸引外部人才和投资者；使家族式的治理结构逐步与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管理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嫁接；通过股权社会化，管理专业化来全面提升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积极引入高级管理人才，推进上规模企业的管理层级化和专业化。加快实现由封闭性的股权结构向开放式股权结构转变，鼓励和支持上规模的企业通过引入社会资金、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相互持股、改制上市等方式开放股权结构，推动民营企业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企业转变。

——改变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低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经济发展，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的待遇。 

——通过推行ERP、SCM、CRM等管理信息化手段，实现业务流程合理化和组织结构扁平化，以管理信息化推动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

3、以高层次要素市场的建设为核心，培育和发展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使杭州成为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创新总部和要素高地。

——统一认识，搞好规划，大力发展金融、证券、保险、人才、技术、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和资产评估、会计审计、律师事务、咨询服务等中介组织，从而培育建设投资决策和管理中心现代城市功能。

——属于地方性的上述要素经营的企事业单位，要率先坚决推进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成为产权明晰、缔约自由的市场主体。

——充分利用宏观金融体制改革环境和入世契机，积极发挥发展以区域性产权交易中心为主体的地方资本市场，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改变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于商品市场的局面，突破企业发展的要素瓶颈制约。

——深化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转体制改革，使要素市场建设与企业制度变迁和现代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三者结合起来

4、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相适应的区域经济管理体制。

——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政府自身约束能力，做到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对于民间组织能做的事情，坚决还权于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在现有条件下市场尚难以发挥作用或者有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领域，则要坚决还政于政府。应当看到，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时期，政府除了需要履行好制度经济发展规划，优化发展环境，提供公共产品，界定和维护产权等基本职能外，还应责无旁贷的肩负起提供新体制产生所必须的各种基础设施，运用区域性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调节区域经济、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正等职能；

——大力加强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实现政府对经济运行的间接管理、柔性管理、市场化管理。政府要从完全通过政府渠道实现政企沟通和协调，转向主要通过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等中介组织进行间接地政企沟通和协调；从行政手段硬性调节为主转向窗口指导与服务相结合的柔性调节为主。根据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对现有机构职能进行重组，要改革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制度，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需要保留的也要按照区别情况、简化手续、公开透明、管理和监督规范的原则进行改革；

——结合政府机构重组，精心打造“有限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和“学习型政府”，努力培养一批具有现代知识结构、业务水平高，高效廉洁和具有良好精神风的公务员队伍。强化领导干部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业务知识培训；建立领导干部学习的激励机制，加强对领导班干部的素质考评和业绩考核；加大对外人才的引进力度，充实和更新经济主管部门的干部队伍；在政府部门内部建立健全规范化、制度化和公开化的思想交流平台与沟通渠道，树立团结、务实、高效、廉洁的现代政府新形象；

——积极推进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行政财务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投融资管理体制，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的同时，积极探索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新途径。积极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对于土地使用权以及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在政府统一规划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行方式，通过建立资源的核算制度、规划制度、补偿制度和监督制度，达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通过推进政府放松管制来进行市场化运作，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吸引包括外资在内的社会各种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探索BOT、TOT等国际先进作法，促进公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5、大力推进事业单位的产权改革和制度建设，积极营造与创业创新型经济相匹配的良好投资与创业环境。

——事业单位改革应立足中国国情和事业单位的实际，借鉴国外相关组织的运行经验，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前提，以创新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全面调整事业单位布局结构，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会化，通过明确事业单位概念、明确事业单位范围、明确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和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来改革政府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

——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企事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的原则，加快推进适宜产业化经营领域的事业单位产业化进程。政府有关部门要尽快完成适宜产业化领域由“政府办”向“社会办”的转变。将各类事业单位划分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机构。营利性事业单位都要坚决推进产权改革，改制为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政府投资和事业经费。挂靠政府部门的营利性机构要与原部门脱钩。非营利性机构也要引入竞争机制，面向市场提供服务。

——事业单位改革应抓住影响整体经济运行成本和制约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的重点瓶颈行业，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部门进行专项研究，重点突破；加强对服务业市场准入的规范化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尽快制定并公示有条件准入的领域、准入条件、审批确认等准入程序以及管理监督办法。加强对服务市场的依法监管，整顿和规范服务市场秩序，严肃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违法违规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要清除出市场，创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五、营造市场势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组织创新

（一）   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演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市场越来越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演化越来越成为市场选择的内生性过程和结果，政府应主要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战略，把着力点放在产业组织的优化和创新方面。基于这样的考虑，“十一五”期间，杭州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应着力于解决以下重大问题：

1.杭州市最具禀赋优势的高增殖领域或环节旧体制比重大、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市场在结构调整和优化中的选择作用。

杭州市目前在金融、保险、内外贸、中介组织和服务、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研发等高增殖领域或环节仍然以国有体制为微观基础，产权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严重制约了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中的选择作用，使资源束缚在增殖贫乏的一般制造业环节而难以摆脱，阻碍了杭州市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区域价值链分工。

2.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尚未突显向以城市化推动的高端价值链的分工模式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杭州市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但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杭州市近来的三次产业构成大致在8：51：41，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徘徊在49.6%——53.7%之间，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仅0.85个百分点，不能跟上国际化开放城市经济的要求。

在第三产业内部，杭州市第三产业以传统的商贸餐饮业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再次为金融保险业，这三大行业共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62%左右。而科技、教育、文化等发展明显落后，制约了产业升级对人才的需求，不利于杭州在今后五年中打造“制度创新、研究开发、管理决策、市场销售”的四个中心。

3.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高增殖的制造业或环节对传统产业的替代缓慢。

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与高教、科研之间的联系不足，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不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到2000年初的累计开发率为34.5%，而上海1997年的同比数据已经达到54%。在工业内部结构中，仍以传统的轻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技术含量、附加值偏低，高增殖的制造业或环节发展不足。

4. 企业层次和产业层次的规模经济不显著，缺乏市场势力。

追求规模经济报酬，形成市场势力，是未来杭州以至浙江省所有制意义上的体制优势逐步淡化以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新的先发优势。但是，目前企业规模和产品差异化普遍不足，普遍开展向下的恶性价格竞争，缺乏市场势力，市场绩效十分低下。到目前为止，杭州市的企业自身规模普遍不大，只有娃哈哈、万向集团、杭氧等少数几家企业跨入全国同行业前3名，东方通信一家企业进入国家特大型企业行列，在全市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数占95.7%，中小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4%，缺乏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以核心或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企业网络或联盟正处于发育阶段，产业层次的规模经济亦不明显，以块状经济为特征的浙江省企业发展主流模式在杭州并不明显（即使在萧山、余杭等地也更多的表现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而非块状经济），众多中小企业之间仍是以水平的价格竞争为主争夺市场份额。从而，造成在众多产业中，杭州企业的总体市场份额较高，却不具有市场势力，不是企业或者产业主导市场，而是市场主导企业或者产业，导致经济绩效相对较低。

5.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第一层次及首位中心城市没有很好地发挥全省民营经济在营造市场势力中的产业组织作用。

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的浙江民营企业，生产的许多产品在全国以至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都很高，但民营企业大都规模较小，产品差异并不显著，或间隔很小，也缺乏把这种有限的产品差异转化为市场势力的能力，企业也主要开展向下的恶性价格竞争，缺乏市场势力，市场绩效很低，而以管理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治理结构变革、以研发为重点的创新、以建立大规模自有营销网络的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越来越成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大势，在这样一个经济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浙江原有的“强县经济”面临严重的创新要素（或资源）供给约束，大量上规模企业的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向外地（上海为主，而不是杭州）设立或转移，上海与浙江实现高低端区域价值链分工的趋势凸显。而一方面杭州由于与上海在创新要素禀赋优势上相比确有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杭州在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和定位，也是没有很好地发挥这方面产业组织作用的重要原因。

（二）基本思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越来越成为市场选择内生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杭州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基本思路主要应立足于：一是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让市场发挥产业结构优化选择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十一五”期间，杭州市应逐步扬弃“工业兴市”的战略，逐步摆脱贫乏增殖的一般制造业环节，做大做强最具优势的高增殖的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和现代服务业等环节，与全省其他地区实现区域价值链分工；三是政府的着力点要放在产业组织优化和创新上，重点是推动企业如何营造市场势力，提高市场绩效；四是杭州市作为全省第一层次首位中心城市，应担负起全省解决民营经济缺乏市场势力，市场绩效较低的产业组织问题。

（三）战略举措

1、实施体制创新战略，推动和引导企业开展以企业制度、治理结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管理革命”，重塑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引导和推动上规模的企业逐步与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管理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嫁接，重构体制和机制优势，通过管理信息化和股权改革全面提升企业的管理竞争力。积极开展企业层次的研究开发，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展开差异化竞争。通过推行ERP、SCM、CRM等管理信息化手段，实现业务流程合理化和组织结构扁平化，以管理信息化推动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积极引入高级管理人才，推进上规模企业的管理层级化和专业化，推动企业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企业转变。

2、实施产业组织创新战略，推动和引导企业发展核心企业主导的企业战略联盟，培养培育一批在优势产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构筑企业市场势力和经营优势。引导和推动具有一定基础的规模企业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中小企业围绕核心企业或龙头企业进行整合和产业组织创新，打造优势企业群。企业整合和产业组织创新的目的是要解决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企业规模偏小、产品差异化不足和品牌实力不强问题。引导和推动产业层次的研究开发，尤其是在培养培育企业战略联盟的同时加强企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提升依托于企业的内部横向差异化水平。坚持扶优扶强，在土地等资源分配上向大企业倾斜；鼓励大企业通过控股、参股、品牌整合、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与中小企业实行价值链分工协作体系上的规模经济。提高大企业市场集中率，以获取弹性生产引导协作体系上的规模经济，企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现代营销转变，鼓励和支持上规模企业进行品牌投资和组建自有营销网络，以更好地开展产品差异化战略，获取批发经销（经营）上的规模经济。

3、实施产业结构创新战略，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步伐，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在继续发展传统的交通运输、商贸餐饮、社会服务业的同时，重点发展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大、外部效应强的现代服务产业。作为长三角的南翼中心城市，努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技术创新基地、高等教育集中发展区、支撑全省制造业的生产服务业发展基地；成为与上海实现梯度错位的制度创新中心，研究开发中心、管理决策中心和市场营销中心。在高技术产业方面，上海定位为全国的创新基地和信息产业中心，杭州可在高技术的某些行业独占鳌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上海作为全国乃至国际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杭州则可以有条件地发展成为面向长三角南翼、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为中小企业和地方资本服务的区域金融中心、现代物流中枢和技术中介基地，在梯度错位的基础上挤占价值链“高端”，获取经济增长空间和营利空间。

4、尤其注重大力发展以高技术进步率、高加工度化、高新技术产业为典型特征的“三高”产业，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专注于创造、捕捉价值的优势产业或环节，强化价值链“高端”产业，提高营利空间。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杭州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杭州现有的经济基础和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制定科学合理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要立足于现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基础和中心城市的有利地位，精心选择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特别要以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为突破口,培育一批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的新型产业，并充分发挥其产业作用，逐步把杭州建设成为长三角南翼的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中心、科技信息中心以及高新技术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基地。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采取优惠宽松的政策,鼓励国有、民营、“三资”等各种类型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特别在科技立项、贷款、科技三项经费的使用、科技成果鉴定、科技奖励、国际科技交流、进出口经营权、外事权等方面，要不分所有制使各类高科技企业享受同等的待遇。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降低征收所得税、地方增值税返还、提高技术入股比例、减征生产用地出让金等等优惠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的扶持力度，以及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建设。在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上，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保证资金、技术投入到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纺织服装工业等行业中具有较大优势和市场潜力的领域。要制定鼓励企业技改的优惠措施,如允许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资产重组获得的土地收益留归企业等等，把技改工作由政府行为转变为企业行为。

六、接轨上海，建设创新要素新高地，实现创业型经济向创业创新型经济转型

杭州作为浙江现有第一层次的中心城市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建设好这个中心城市，强化其集聚和辐射功能，对全省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重要。只是长期以来，不仅是因为在城市化战略认识上失之偏颇，而且所实施的外围式经济改革模式，极大地抑制中心城市作为发展极最为重要的功能也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塑造，要素市场不发达或严重的结构性缺损阻滞了企业管理总部向杭州集聚及其管理与决策中心功能的培育。因此，大力提高经济和空间的组织化程度，建设创新要素新高地，塑造和培育杭州市作为发展极的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决策、销售中心等中心功能，进一步强化区域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市场梯度优势，充实和调整“创业在杭州”的战略思想，实现从创业型向创业创新型经济转型，应当成为杭州在“十一五”以至更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主线。

（一）重塑城市创新功能

杭州是浙江的省会，又是上海的近邻，这两点决定了杭州的主导功能定位必须考虑在长三角和全省经济中的地位。事实上，无论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多大，这些城市仍然是上海周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工业城市。杭州如果局限于这样的城市定位，其地位至多是比苏州、无锡、嘉兴等大一点的区域中心城市。创新功能是决定城市功能等级的主导因素。“十一五”期间，浙江将率先围绕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爆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经济发展将孕育微观基础重塑、产业组织创新、市场和交易制度转型的重大变革，进入从创业型经济到创业创新型经济的全面转型阶段，浙江经济实现全面转型和升级的主要约束将是以人才、技术、管理、资本等为主的创新要素（资源）的供给约束。因此，我们认为，杭州的城市主导功能必须超越文化名市、旅游大市、工业强市，构筑和发挥创新要素为主的禀赋优势，努力打造成为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创业平台，以进一步提升杭州在长三角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层次，进一步增强杭州对全省乃至长三角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

1、以建设创新要素新高地、增强城市创新能力为主导功能，是杭州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在长三角地位的有效途径

在长三角主要城市中，上海的能级最高，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城市基本处于同一层次。在这种格局下，杭州城市的主导功能定位要按照“高、快、特”的原则确定。即相对于能级较低的城市，要突出“高”字，占据功能制高点；相对于能级相当的城市，要突出“快”字，确立领先地位；相对于能级更高的城市，要突出“特”字，发挥比较优势。

苏、杭相比，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方面杭州稍占优势，但经济总量以及一些重要的制造业领域杭州处在下风。宁波的优势是港口，跨海大桥建成后，宁波与上海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区位优势进一步凸现，一旦宁波的临港工业形成规模，经济总量将迅速超过杭州。沪、杭相比，杭州在经济、科技、教育等各方面与上海差距很大。最近，上海又提出要加紧建设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两个中心，使上海成为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创新源，这对杭州的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构成重大挑战，但杭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然人文环境良好，经济科技比较发达，完全有条件借上海之势，吸纳全省及上海、江苏的创新创业资源，与上海形成功能互补、错位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

2、以建设创新要素新高地、增强城市创新能力为主导功能，是杭州进一步增强对全省乃至长三角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必然选择

浙江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块状分布，各县市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不甚密切。如杭州与嘉兴、湖州、绍兴等地区之间，基本没有基于区域产业分工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即使是萧山、余杭、富阳等杭州的郊区县、市，其经济发展中的“杭州”因素也不明显。9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龙头地位的确定，杭州的经济腹地逐步缩小，杭州对全省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削弱，这一局面与杭州的主导功能长期不明有很大的关系。“游在杭州、学在杭州、住在杭州、创业在杭州”以及“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等，是杭州对其发展目标的高度概括和总体功能定位，主导功能也在其中，但并不明确。目前，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相互争夺经济腹地，争夺企业、人才、技术等优质资源日趋激烈，杭州必须尽快明确既满足城市自身发展，又能影响、辐射、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的主导功能。通过建设创新要素高地、增强创新能力为主导的城市功能，杭州不仅可以有效集聚全省乃至长三角的创新创业要素加快自身的发展，而且可以将其影响辐射全国，在新一轮发展中，特别是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过程中发挥实质性的龙头作用。

3、以建设创新要素新高地、增强城市创新能力为主导功能，是杭州实现大都市“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

杭州近些年来在保持较快发展势头的同时，之所以出现“前面标兵越来越远，后面追兵越来越近”的情况，追根溯源可以归因于以下几方面现实：一是杭州传统产业比重较大，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3%。二是企业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力处于弱势。年产值百亿元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产业升级滞后，技术研发投入连续多年低于占销售收入1%的规定指标。三是全民科技文化素质优势不明显。据2000年人口普查，杭州每10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有7199人，在4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16位。四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提高不快，位于绍兴、宁波之后列第3位。杭州要在新一轮城市竞争和合作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以提升大都市集聚和利用各种资源要素能力，包括充分吸纳和发挥资本、人才、信息、管理理念、先进制度等的能力为前提，以社会环境竞争力和城市现代化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基础。

(二)杭州创新要素市场发展的现状

1、以资本、人才、知识、管理、技术等为主体的创新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

“十五”以来，杭州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的发展完善要求各类要素市场也随之发展壮大，各要素市场相应总量指标连年增长，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发展规模。目前杭州市范围内证券经营机构共80余家，其中在杭州注册的有金通、金信、方正、天和、财通等5家证券公司，占全省证券营业部总数的一半以上。从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利润总量等多项统计指标来看，杭州市总体金融实力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位列第二，初步具备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区域性金融次中心的条件。从产权市场来看，2002年底全省共有产权交易机构32家，杭州市产权交易中心在全省名列前茅，是全省仅有2家交易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机构之一。从人才和技术市场来看，2003年杭州人才市场中进场双向交流的用人单位数量、人才数量和达成意向的人数分别占到人才市场成立后累计总数的20%、35.8%和36.7%；2003年杭州市各类技术合同项数、成交金额分别比2002年增长42.87%和38.17%。与同期杭州市GDP15%的增长率相比，以上要素市场的发展速度均两倍于GDP增长率以上，呈现出率先发展的良好态势。

杭州与长三角邻近城市金融业比较情况表           单位：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