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建筑、规划与人文精神

1.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复兴

从城市的起源到城市的发展中，人文精神影响着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取向和价值基础。

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加快。由于人口、企业和资本的快速聚集，使农业文明形成的城市恶性膨胀，原有的空间框架已无法承受；相对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来说，经济和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迫使城市的空间规划也直接为满足经济和技术服务。在这个背景下，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提出，城市规划的主要工作是“将各种预计作为居住、工作、游憩的不同地区，在位置和面积方面作一个平衡的布置，同时建立一个联系三者的交通网”。《宪章》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西方城市规划界人士、市民和城市管理者针对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众多问题，对功能功利性商业城市的规划建设模式进行了深刻反省，对多种人文城市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主要表现在：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又称《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对人类文化遗产提出了一个具有国际性的保护修复纲领，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处理国际文化遗产事物的准则，这对保护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起了积极作用。1977年，一批规划师提出了《马丘比宪章》，次年得到第十三届国际建筑师协会的肯定。该《宪章》指出，《雅典宪章》“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使城市生活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单元，否认了人类活动要求流动性、连续性的空间这一事实”，“今天的建筑规划和设计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 《马丘比宪章》使城市规划理论从“功能分区”转向“功能综合”。1980年联合国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1年通过的《建筑师华沙宣言》的“建筑—人—环境”为主题，强调了城市对人性的尊重；1992年6月，联合国又召开了“环境与发展”的全世界首脑会议，与会各国一致承诺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作为未来的长期共同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成为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2. 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因此，要充分理解建筑，就必须还建筑活动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精神。

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卫城当时建设有明确的主题：一是庆祝驱逐了波斯侵略军队的胜利；二是歌颂和装饰雅典，以加强雅典的上邦地位；三是繁荣经济，浩大的卫城建设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大规模的建设，也吸引了全希腊的哲学家、艺术家、工匠等人才来到雅典，使这个本来不起眼的小城，迅速发展成为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首辅大臣高尔拜在一封上路易十四书中写道：“如陛下明鉴，除赫赫武功而外，惟建筑物最足表现君王之伟大与庄严气概。”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拿破仑也非常懂得建筑的政治作用，1807年，他在对俄国作战前线还不断地发出谕旨，要求后方天天向他报告几座大型公共建筑的施工情况。这个时期巴黎的建筑有三个特点：一是建造了高49.4米、宽44.8米、厚22.3米和中央券门高36.6米、宽14.6米的世界上最大的“雄狮”凯旋门、“军队光荣”教堂等，以歌颂他的武功；二是建造了一批商业街、证券交易所等，促进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三是在这些大型建筑中形成了“帝国风格”，雄伟庄严，对19世纪欧洲建筑影响很大。

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1666年，英国伦敦发生大火，城市的大部分建筑毁于一旦。1716年建成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是世界最大的教堂之一，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之一。其设计师克里斯托弗·仑曾说过：“建筑有它的政治效用……它使人民热爱他的祖国，这种感情是推动一个国家一切伟大事业的力量。”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城市对重建都发生过争论。如波兰华沙的重建有两派争论：一派主张完全建一座新城；另一派则主张按历史面貌恢复古城。当决定恢复老华沙城的消息传出后，流浪在外的华沙人中一下子归来了30万人，整个国家掀起了爱国建设的热潮。华沙城的复建成为一种神圣回归和怀念故国的巨大感召力。华沙城后来作为特例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因为该《名录》一般拒绝重建的东西列入。华沙恢复历史城市面貌的做法，在欧洲影响很大，如德国的慕尼黑、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被战争破坏的古城都得到了很好的修复。这些国家也将恢复历史建筑和保护古城作为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举措，以此来提高人民的自尊和自信，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振兴本国的经济。日本著名建筑大师丹下健三曾主张：日本人应该通过建筑来振兴民族精神。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大城市中崛起的超高层建筑，从一个方面确实起到了增强日本国民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作用。

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

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二、杭州城市建筑的历史文脉

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地总称，包括村庄聚落、集镇聚落与城市聚落。杭州城市聚落发展的实质是杭州市区建成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山麓孤丘原始聚落萌芽阶段（公元前222年以前）

杭州城市聚落萌芽于杭州市区地域范围之内的山麓孤丘，主要分布在海拔10米和25米两层等高线上。现代的考古发现如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地“老和山遗址”，就在这一地带。这一时期杭州聚落的发展规模尚属乡村聚落，其建筑亦属原始建筑，在山地与平原交界线呈点状分布，其建筑除考古发现的灶台外，没有更多地遗留到今天；在尚未与北方民族交往之前，杭州地区的建筑，当为与南方地理环境和树木资源相适应的干栏式建筑，这有河姆渡文化遗址为证。

2. 沿“陵水道”发展阶段（公元前222年——公元610年）

公元前222年秦置钱塘、馀杭、馀暨三县后，钱塘县就成为今天杭州城市聚落的发端。这些聚落中心，均位于当时水运交通线“陵水道”的沿线。陵道即陆道，陵水道是挖土修筑陆道而形成的人工渠道。“陵水道”在今杭州境内的行经路线，是从临平镇宝石山麓利用浅湾向西沿武林山（即今西湖群山）山麓一线绕行至南边吴山岬角后，再折南而至凤凰山麓的古柳浦，然后再西行从狭中渡浙江抵西陵通会稽。今天的茅家埠、赤山埠村落，就是沿“陵水道”而兴起的杭州早期聚落。秦汉时期杭州聚落已经发展成集镇聚落，并从山麓向平原拓展，其建筑特点仍以干栏式为主，组成一个个村落沿“陵水道”成串点式分布。完整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考古工作者仍然发现了一些当时的建筑遗迹。

3. 沿“江南河”发展阶段（公元610年——1919年）

公元610年，隋在秦汉 “陵水道”的基础上疏凿“江南河”，江南河南终端即为运河杭州段，分为杭城北段与杭城段。杭城北段沿用“陵水道”（即今上塘河）故道，出东新关，经临平镇、长安镇、石门镇至嘉兴。杭城段则放弃了绕西湖环岸的原有水道，而疏凿了一条新的从宝石山东麓径直抵吴山东麓的南北向近直线水道，即以后的清湖河（浣纱河即其中一段水道），然后沿原水道南抵柳浦通浙江。江南河杭城段的河堤将天然形成的西湖人为地圈固起来，至唐代增筑湖堤，加高水位，使西湖之水成为运河的水源，同时又成为运河东岸沿河堤发展起来的杭州聚落的淡水源。

运河是历史时期杭州城市内外交通的主要途径，因此，杭州城市聚落自然而然地沿运河两岸延展，南抵江干，北达湖墅。从隋唐至清代中期，杭州城市聚落发展的特点基本相同，既沿水路交通线路在城区南北两端延展，也随运河主河道的改道东移而自西向东整体拓展。但城区建筑风格却有三次较大的变化。

第一次是隋唐五代时期，杭州建城规模扩大，开始出现城墙，城市布局随之以坊巷格局体现；单体建筑的风格，由于中原移民南迁带来了北方建筑的痕迹，即土木建筑逐渐趋于主流地位，大型的宗教建筑也随着城市建筑的大量兴建而出现，目前的杭州城内最古老的建筑即为延安路灯芯巷的龙兴寺经幢，五代时期的建筑遗存也分布在杭州城南，其中以白塔为最。

第二次是南宋时期，由于皇室迁都杭州，使南宋时期的杭州建筑也随之有了北方皇室的华丽气派，可从留存至今的南宋京城图、皇城图和大量南宋绘画看出当时的情景。这一时期的杭州建筑特色，包括西湖园林建筑，开始出现了依山傍水顺势、精雕细琢的皇家园林，画家、文人设计而造的私家园林，对杭州西湖的建设及其对外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是元明清时期，由于杭州是东南重镇，也是历史时期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城市之一，因此，这一时期的杭州城市建筑中，开始出现外来建筑，如中山路上的凤凰寺等。

4. 沿公路交通线发展阶段（1909年—1949年）

    杭州城市现代道路出现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是年，沪杭铁路告成，设车站于清泰门内之羊市街（即今火车站），遂在车站附近铺设长约千尺的“马路”。不久杭州城市道路的改造工程又有了进展。其进展得益于两件事：一是拆除了旗下满营，搬迁了所有满营内的官吏及其家眷，为道路改造提供了实施场所；二是杭州市成立了规划工程事务所（1914年改归杭县，后又归警厅），为道路改造提供了组织制度方面的保障。于是“测量地积、划分马路、拆卸城垣、建筑湖勘等事，次第进行”。在改造杭州城内道路的同时，杭州与周边各县镇、与省内各城市以及省际间的道路和铁路也次第修筑。这一时期杭州城市聚落发展的特点是以公路交通线为依附：一是城区聚落的规划布局从河道水系时代逐渐过渡到道路时代，交通主干道从以南北向为主逐步过渡到南北向与东西向均衡；二是城区聚落主要集中在明清城墙范围以内，城市建设使原有的池、荡、废地等非建成区不断被填实开发利用，最终成建成区；三是原有城墙之外的聚落拓展主要是在明清城墙之北、之南、之东南，在道路两侧沿线分布。

晚清民国时期的杭州建筑，是目前杭州市历史建筑的主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本土建筑，在我国传统的土木砖石建筑基础上形成了杭州传统建筑风格，既不是北方风格，也不是南方其它省份的风格。第二类是外来建筑，主要是晚清以来的西洋风格的水泥建筑。第三类是中西结合的建筑，如泗水坊一带石库门建筑。

三、杭州新人文精神与城市规划建设

杭州城市未来的发展，市第九次党代会的报告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作了较为具体的安排。根据我市“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新人文精神，对杭州城市未来的规划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城市功能布局

杭州城市未来将形成组团式的分区空间结构和组合式多中心格局，使城市的中心区、三个副中心、六个组团和其他各区块功能更加合理、明确，各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城市中心将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多功能尤其是生产功能、农业功能，通过全市整体调整，向其他功能区疏解、归并，以增强现代服务功能，充分体现主城的繁荣繁华；通过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引导，使城市各大功能区，主体功能突出，配套功能完备，特征明显，品位较高。在未来城市总体功能布局上，体现大气和谐；在分区功能布局上，体现精致和谐。

（二）城市中心空间上的三大和谐

杭州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城市中心空间上必须重视三大和谐。

1. 西湖与城市的和谐。杭州之所以被誉为“人间天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西湖与城市组合成“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精致和谐，景观融合，既各展风采有相得益彰。因此，通过合理的保护和整合，使西湖与城市在人文内涵和空间尺度上保持和谐互惠。

2. 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和谐。杭州是山水城市，今后要进一步发挥水（河、湖、江、溪等）在城市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周边的山林延伸到城市社区之中，建设一批体现杭州山水特色的人文园林。21世纪是生态的世纪，杭州城市只有实现生态化，将生态的理念融入城市的规划、建设、生产、生活等各项活动之中，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既有现代化的设施，又有与大自然的融合，创建人们适宜的居住环境，才能真正实现“旅游购物、生活居住、求知创业”的天堂，才能真正体现杭州作为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特征。

3. 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和谐。要大力保护和显示杭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脉，保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功能；在建筑上追求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新技术运用之间的协调，积极创造既适合现代化功能又体现杭州文脉特色的建筑风格，增强和展示杭州城市建筑的艺术个性和人文特色，让城市成为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和谐对话的载体。

（三）创新发展的布局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从自然因素让位给智力因素，创新能力愈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杭州要保护和发展其为浙江省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长江三角洲副中心城市的战略作用，必须着力增强创新功能，真正成为“求知创业”的天堂。增强创新功能，首先要培育和增强创新源，其工作重心更多的是指创造吸引人才、资本等先进要素的机制和环境。

杭州城市的创新创业功能，要在空间布局上给予充分落实。重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 要加强和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浙江大学科技园的建设。要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改善环境和条件，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创新创业人文氛围，尽快使它们发展成为全国一流的创新创业基地，并对我市的经济技术发展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

2. 加强和完善大学城建设。大学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知识源、人才泉、技术库，又是体现新人文精神精华之地，并且是城市吸引全国和海外的优秀人才、投资商的重要载体。对下沙、滨江、小河山的高教园区，要进一步做好基础和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在这些大学周边地区尽快形成良好的生活居住社区和创新、科技创业地带。抓紧配合浙江大学在三墩地区发展成为我市以浙大主校区为核心的世界一流高教园区、产学研相结合创新创业基地，推进“天堂硅谷”建设，并使这一地区发展成为现代化科技文化与良渚历史文化、西溪休闲文化相融，充分体现主城建设“北秀”与“西静”有机结合的精致和谐的现代化新社区、现代都市文化旅游区。

3. 加强和完善特色产业园区、街区建设。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制造业产业园区，是我市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基地。要通过合理规划，进一步创造条件，完善配套设施，增强集聚，做强做大。以软件、女装、商贸休憩等为重点的特色街区，要进一步完善规划，搞好环境和配套设施建设，营造与该产业发展相宜的文化氛围，使其不仅成为聚集人气、商气之地，而且成为这类产业交流信息、培育渗透新人文精神的创新创业之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