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前20年，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它既是一个中国迅速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一个各类发展矛盾凸显的挑战期。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国情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大致轮廓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决定因素和重要影响因素？存在哪些基本的限制因素？这些因素与改革开放初期和20世纪90年代有什么相同和差别？对这些国情基本特征的较为全面、系统、历史的认识，是正确制定发展战略和拟定发展政策的客观基础。

一、综合国力

世界的现代化历史主要是大国主导并推动的历史。世界的竞争主要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兴衰。20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之国；5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农业大国；今日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综合国力的第二大国。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其最重要标志就是综合国力在1980～2000年期间上了一个大台阶。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实现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的能力，包括利用各类国家战略资源的综合能力。我们将国家战略资源定义为一个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政府资源、军事实力和国际资源等八类资源(共计23个指标)。我们对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五个大国在1980～2000年期间的综合国力作了定量计算，有以下主要分析结论。

（1）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1980年中国综合国力低于美国、前苏联和日本，居于世界第4位；到1990年中国居世界第3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2003年提高到世界第2位，中国的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1980～2003年期间中国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提高了5个百分点，在五个大国之中综合国力提升最快。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升速度最快，2000～2003年间提高了1.1个百分点，1990～2000年间提高了3.12个百分点，而1980～1990年间只提高了0.91个百分点。

（2）印度综合国力居世界第4位，也属于相对上升型，但是上升幅度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和印度综合国力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1.4倍扩大为2003年的2倍。

（3）日本先崛起后衰落。日本综合国力属于先上升后下降型，即1980～1995年期间为上升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为下降型，2003年居世界第3位。

（4）俄罗斯为衰落型的大国。1991年前苏联解体为15个独立主权国家，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五个大国中已经最低。中国和俄罗斯综合国力相对差距由1995年的2.2倍扩大为2003年的3.3倍。俄罗斯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于1998年达到最低点，但是最近几年其综合国力已经开始复苏。

（5）美国始终是世界的超级大国。1980年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22.5％，到2003年为22.0％，仍居世界第1位。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美国与中国综合国力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5倍缩小到1990年的4倍，1998年的3倍，2000年的2.5倍，2003年的2.2倍。

五大国综合国力相对变化，必然引起大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战略以及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从我方角度看，过去20年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在总体上改善了中国战略环境，其综合国力不同程度地高于周边大国(包括日本)，居优势主导地位。此外，中国巨大的进口市场不仅极大地吸引了日本、印度和俄罗斯，而且还强化了我方的优势地位，这大大不同于1980年时的情形。但是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冲突加剧，美国的大战略正在调整和重新制定过程中，以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是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者。我们不仅需要灵活制定对美的短期性政策，更需要制定深思熟虑的长期性、宏观性、前瞻性的大战略。

对构成综合国力的八类战略资源的定量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的相对优势战略资源和劣势战略资源，主要结论如下。

（1）人力资本是中国各类战略资源中最具实力的资源。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本最丰富的国家，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003年24.0％，相当于印度的1.9倍，美国的2.8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而且也是世界上人力资本总量第一大国，这是中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优势。

（2）经济资源和资本资源是中国现实的优势战略资源。中国的经济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在明显缩小，按国际美元价格（购买力平价）计算，1975年中国占世界比重为2.8％，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3％；2003年中国占世界比重为11.8％，相当于美国的58.6％，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上升，1980年占世界总量的2.2％，随着对外开放和发展金融市场，这一比重在1990年上升为3.9％，2003年达到13.3％。中国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已略高于美国，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美国，但资本市场(指股票市场市值)远远低于美国，2003年美国相当于中国的22倍。

（3）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军事资源不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实际利用主要自然资源居美国之后列世界第2位，1980年占世界的8.65％，到2003年为9.6％，20年来变化不大。2003年中国利用主要自然资源占世界的比重，电力生产为10.2％，商业能源为12.1％，农业种植面积为10.1％，水资源为5.8％，均大大低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说明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使用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具有比较优势。2003年中国的军事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11.6％。中国的军事开支资源占世界比重较低，仅相当于美国的1/4，且支出结构极不合理，60％～70％用于“人头费”，用于军事技术设备和研发（R&D）开支比例很低。而美国军费开支只有19％用于“人头费”，用于购买军事技术设备的开支占18％，用于军事研发开支占14.2％，用于保持战备状态和实施军事行动的开支占近35％。

（4）知识技术资源和国际资源是中国的劣势战略资源，但是未来有较大的提升潜力。1980年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只有0.8％，20世纪90年代由于因特网、移动电话迅速增长导致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2003)提高到4.5％，而美国高达36.6％，日本为15.1％。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占世界的比重也很小，1980年仅为0.6％，到2003年提高为3.8％，而美国利用国际资源占世界的22.7％，说明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潜力。

（5）中国政府资源占世界比重在五个大国中最低，是中国战略资源的“致命之处”。1980年中国中央财政支出占世界总数比重仅为1.8％，不足美国的1/10；1995年下降为1.0％，还不足印度和俄罗斯的一半；2000年仅为2.6％，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还不足美国的1/10；2003年上升至4.3％，仍只有美国的18%。这一数字大大低于中国其他各类资源指标占世界的比重。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作为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需要政府协调地区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作为世界第三大国土和海域国家，与十几个国家相邻，需要政府支付必要的国防费用，但是中央财力过低，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在八类战略性资源中，中国与美国相比是“单个优势、众多劣势”。中国仅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全球性战略优势；在自然资源、资本资源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在知识技术资源和利用国际资源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战略劣势；在政府汲取和运用财政能力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十分低下，依然是一个“弱中央”和严重缺位的中央政府；在军事资源方面仍然不足以应对“台独”势力以及外部霸权和强权势力的军事挑战。

上述格局是我们确定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依据，我国必须充分发挥战略优势，变战略劣势为战略优势。“强国”始终是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其具体含义就是使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各类战略性资源方面的相对差距。

二、经济国情

中国从1978年以来进入经济起飞阶段。1978～2003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是这一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按1995年国际美元价格(购买力平价)计算，由1978年的2.94％提高至1990年的5.68％，到2002年提高至12.08％，在美国(为21.42％)之后，居世界第2位。中国属于比较成功的“经济追赶型”或“经济趋同型”发展模式，是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第五次后进国追赶先进国的范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产品产量和增加值最大的国家，已经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正在迅速工业化国家”。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工业或制造业的迅速增长。1978～2003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5％，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是世界各个大国中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工业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1975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为3.4％，1990年提高到6.8％，1995年为13.6％，到2002年为21.5％，超过美国(为17.1％)居世界首位。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主要工业产品(除发电量、汽车等少量工业产品之外)产量已位居世界首位。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的最大基地、出口加工的最大基地，今后还会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

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是物质资本积累的迅速增加。我们计算了建国以来全国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化。从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搞现代工业到1952年，全国资本存量为733亿元(按1987年人民币价格计算，下同)，人均额为128元，这是当时中国发动工业化的“历史遗产”，可谓“人口多，底子薄”。而后发动了国家工业化，至1978年增长到8964亿元，是1952年的12.2倍，人均额为931元；是以国有投资为主，集体投资为辅，几乎没有私人投资，属于“国家投资、排斥私人投资”的国家工业化。2003年资本存量增长至87924亿元，是1978年的9.8倍，1952年的120倍，人均额为6804元，“人口多，底子薄”的局面有了根本改变；投资来源发生明显变化，私人、外资、个人和其他非国有投资比重大大提高，属于“国家与私人共同投资”的工业化。

中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率持续提高。1980年资本形成率为34.9％；1990年以来，这一比率维持在高于35％的水平；“十五”期间呈大幅度提高态势，2003年高达42.3％。由于高的投资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中国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18.2％，已经高于美国(为16.2％)；中国每年新增的住宅面积相当于美国的4～5倍，中国水泥产量相当于美国的8～9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建筑建造国和建材消耗国。

中国从1980年前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保持了一代人时间的经济和贸易高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来源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国内外的各种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改革开放以前，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度提高。我们分析，1978～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劳动力保持较高增长(为2.6％)；②资本存量出现了较高增长(为9.3％)，但低于 1952～1978年期间的增长率(为11.5％)；③人力资本(按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增长率为2.2％；④全要素生产率达到3.3％～4.6％(按不同的资本或劳动权重计算)，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33％～47％之间，高于同期的“亚洲四小龙”的情形。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大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的增长模式，当时全要素生产率为负值(-1.9％)。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之所以会出现经济高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增长明显上升(反而是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负变正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对改革开放前提高了5.2～6.5个百分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逆转的趋势。首先，在1995～2001年期间经济增长率(8.2％)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9.3％～9.5％)。其次，增长来源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仅为1.2％，出现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形，中国经济增长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二是资本存量高增长(为11.8％)，比1978～1995年高2.5个百分点，也高于1952～1978年的增长率(为11.5％)，而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增长率)由正(为0.5％)变负(为－3.6％)，表现为资本深化过程，每个劳动力人均资本增长率高达10.6％，是全世界各国最快的增长率，也是世界最快的资本深化过程，出现资本投入高于劳动投入，资本价格(指贷款利率)低于劳动价格(指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形成了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资本投入排斥劳动就业情形。三是人力资本高增长，主要由于这一时期扩大了高中和高等学校招生数。四是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在0.3％～2.3％之间，按资本与劳动不同的权重计算)，大幅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这表明，1995～2001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资本高投入，劳动投入低下，生产率也明显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GDP增长为9.1％，已经接近长期增长潜力；全国投资增长率为26.7％，大大高于1979～2001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9％)，表明已经出现明显的投资过热；当年资本存量增长率为15.8％(考虑了折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3％～9.5％(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权重)；全要素生产率降为-1.1％～1.1％之间，与计划经济情形相似。资本生产率大幅度降低，估计为-6.7％，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资本存量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幅度降低。

我们十分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轨过程中有可能发生逆转。中国花了十几年逐渐从计划经济的增长模式向高质量、高效益、较低的能耗和污染排放的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现在又重新回到低质量、低效益、高能耗和污染排放的增长模式，这是盲目追求经济高增长和高资本投入的经济代价，也是“经济建设型”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过度干预经济市场的政治代价。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和重点是政府类型和职能根本转变，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和“市场监管型”政府。

三、对外开放国情

中国贸易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已居世界大国之首。中国总体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2003年的60.11％，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1547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达到70％，提高了60个百分点，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由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跨越。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由1978年的4.62％上升到2003年的30.95％，2004年中国出口额为5934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36.0％，提高了31.4个百分点；中国的进口依存度变化趋势与出口依存度变化类似，由1978年的5.17％上升到2003年的29.16％，2004年中国进口额为5614亿美元，进口依存度达到34.05％，提高了29个百分点。1990～2003年的十几年间，除了1993年之外，均是出口大于进口。许多人认为采用官方汇率方法计算，可能高估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如果按1995年国际美元价格(购买力平价)计算，1978年中国出口贸易依存度为1％左右，到2002年为10.7％。作者当时估计2004年中国GDP(购买力平价)为7046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额为11547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16.4％，仍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等经济大国的外贸依存度。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是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2001～2003年，中国花了3年时间，进口了约9500亿美元；2004～2005年，中国只需要2年，进口额就能达到约10000亿美元。出口贸易额占世界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1.1%上升到2003年的5.86%，进口贸易额占世界的比重由1980年的0.86%上升到2003年的5.32%。2004年年底中国贸易总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经济体。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1965～1980年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也是既无外援又无外资的国家。中国净外国直接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1980年为0％，1995年曾高达世界总量的40.27％，2000年为10.39％。2002年中国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流入外资近500亿美元。到2004年中国累计实际吸引外资超过5500亿美元；如果加上外资企业在华累计投资额的话，实际利用外资投资额可能超过10000亿美元，这是中国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出口密集的优质资产。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新兴市场”。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远比一般人所认为的程度要高得多，实际开放度可能相当于GDP的70％。通常衡量一个国家开放的重要指标是指进口依存度(即进口额占GDP的比重)，但实际上对中国而言还应当考虑外资企业占国内市场的份额。根据尼古拉斯·拉迪的计算，中国进口依存度在2002年差不多是25％，如果将在华外资企业国内销售额视为进口产品，那么加上进口额，两者合计占GDP比重1994年不足30％，到2004年这一比重为75％，其中进口额占GDP比重达34％(这一数字是美国的2倍，印度的2.5倍，日本的4倍)，在华外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内销售额约55400亿元，约占GDP比重的40.5％。这表明，中国的实际开放度在中、印、俄等10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是最高的，可能也是世界各国中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竞争最激烈的特大市场。

我国改革以来的对外开放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累计进口额为3826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跃升到13083亿美元，过去4年累计进口额就达到15129亿美元，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总和。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累计流入额为186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为3277亿美元，过去4年累计为2137亿美元。如果根据1987年不变价格计算，改革以来的进口额累计(1979～2003)相当于改革之前(1952～1978)总和的30倍，2001～2003年的3年就相当于改革前总和的10倍，如果将外商直接投资计入，则以上数字分别是35倍和12倍。

中国正在逐步扩大对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其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53年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为1.2％，1973年为1.0％，1983年为1.2％，1993年为2.5％，2003年为6.0％，中国居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排第4位。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日本，居世界第3位(前两位是美国和德国)，约占世界出口总量的7％。出口额由10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美国花了13年(1975～1988)，日本花了15年(1979～1994)，而中国仅花了9年(1994～2003)。

第二，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不断升级。改革以来，中国不仅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而且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198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50.3％，1990年降为25.6％，2003年进一步降为7.9％；与此同时，制造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2000年已高达87.1％，2003年达到92.1％；其中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由2.6％提高到22.4％，2004年达到27％。与此同时，中国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从1985年的1.5％提高到2000年的7.8％；其中低技术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低技术制造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5年的4.5％提高到2000年的18.7％；高技术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高技术制造品出口总额比重从1985年的0.4％提高到2000年的6.0％，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国，这主要是由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驱动的。

第三，中国出口竞争力突出表现为在欧、美、日三大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上升。1980～2003年，中国对日本出口占日本进口市场的份额，从3.1％提高到18.5％；对美国出口占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从0.5％提高到12.0％；对欧盟出口占欧盟进口总额的比重，从0.7％提高到8.9％。欧、美、日三大市场既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中国在三大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反映了中国贸易竞争力不断提高，这如同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份额上升一样。

中国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我们也把它看作是中国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的标志。中国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秘诀就是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吸收、获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因而大大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贸易高速增长。无论是和发达国家还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开放步伐都是最快的，开放程度也远高于人们的判断和预期。

四、人力资源国情

（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总人力资本最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系统演变呈现两大突出特征：第一，人口总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进入低生育率阶段，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了人口转变，形成了“计划生育红利”；第二，人力资本快速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世界人均水平，已经成为世界上总人力资本最大的国家，形成了“教育红利”。这两大红利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促使我国从人口负担的大国向人力资源的大国进而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有效控制并平稳度过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妇女生育率已经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稳定在较低生育水平。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为12.95亿人，大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10年零4个月)共增加了1.32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27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7％。我国在经济不发达和较低收入水平条件下，用较短的时间(50年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了人口转变，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而这一人口转变在一些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的时间。

在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我国的人力资本持续快速增长，文盲人口比例持续明显下降。2003年我国文盲人口比例为8.7％，是发展中国家中文盲率最低的。我国是世界基础教育规模第一大国，在世界九个人口大国中，我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家。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第一大国，2003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明显提高，由1982年的4.61年提高到2000年的7.11年，2003年为7.36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为6.66年)和东亚太平洋地区(6.71年)，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13年)，但是仍然低于发达国家(9.76年)和经济转型国家(9.68年)的水平。我国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近10年，即使是城镇下岗工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也有9.8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

改革以来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开发，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总人力资本存量最大的国家。利用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15～64岁人口的乘积，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估算，与1952年全国总人力资本相比，1978年增长了5.1倍，2003年是1952年的19倍，是1978年的3.1倍。我国总人力资本存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003年的24.04％，这相当于印度的1.85倍，美国的2.76倍，俄罗斯的6.39倍，日本的7.91倍。我国城镇人口的总人力资本都已经不同程度地高于上述国家。我国是世界上总人力资本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总人力资本翻一番，美国需要花60年，而我国只花了20年。

我国庞大的人口包袱越来越向着丰富的人力资本转化，已成为我国现代化独有的长期优势，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财富基础。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今后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要超过劳动力的贡献。据估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1990～1999年为24％，预计2000～2010年为25％，2010～2020年为22％。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和红利。为什么我国能够吸引世界企业五百强中的四百强呢？为什么我国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企业吸收国呢？就是因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与人力资本优势的迅速提高。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在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中，我国总人口占40％，规模占42％，出口额占1/3以上。我们现在可以吸引世界上所有的卖家，因为我国是世界最大的买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买家永远是赢家。

（二）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系统面临的有利条件

1.人口红利期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1世纪20年代，我国处于“人口红利期”，人口结构中出生人口减少、社会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既是人口转变的“黄金时期”，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比例高达70％，直至2015年左右，这一比例才开始逐步下降。1982年我国抚养系数为0.626，到2000年下降为0.427，2003年为0.420，预计2010年将进一步下降为0.407，2015年为0.410，而后开始上升，2020年为0.444，仍低于发达国家0.552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0.517的水平。抚养系数的下降主要源于少儿人口(15岁以下)比例的下降。0～14岁人口1982年为3.42亿人，1995年为3.22亿人，2003年下降为2.86亿人，预计2015年下降为2.77亿人。未来十几年是我国抚养系数最低的时期，整个社会有较高的储蓄率、较高的投资率和较低的经济负担，这一较好的人口条件将继续有利地支撑经济高增长。

2.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包括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既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这一有利条件为其他国家所不具备，且未来几十年将持续存在。2003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4.58亿人，城镇化人口比例由17.9％上升为40.5％，相当于1978年的城镇人口总数的3.05倍，平均年增长率为4.5％。如果扣除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迁移进城市的农村人口约为3亿，约占新增城镇人口总数3.5亿人的85％。如果取消对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的限制政策，转为实现鼓励人口迁移政策的话，到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可能达到7亿人左右，占全国人口的50％左右；2000～2020年至少还将有3亿农村人口(相当于1倍多美国人口)转移到城市。

（三）我国人口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

1.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就业与失业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最为突出的人口与发展的矛盾演变为就业问题。从“九五”期间开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下岗失业人口大幅度上升。进入“十五”时期，就业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预计“十一五”期间就业压力仍然得不到缓解，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00万～300万登记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农民工，就业供给量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三个方面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原有就业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就业矛盾。若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以上五大新增就业供给量在2000万人以上，比之前扩大了1倍以上，今后还会愈来愈多，就业压力愈来愈大。在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的同时，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使就业与失业矛盾更加突出。无论是就业者个人还是各级政府都面临巨大的压力，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必要的转型。

2.未来潜在的最大挑战是养老问题

从2015年左右开始，我国老龄人口增长迅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将凸显出来，并将逐步终结人口红利。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2000年为0.94亿(占总人口的7.3％)，到2015年将达1.3亿(占总人口的9.35％)，此后增长速度加快，平均每年增加640万人，至2030年达到2.26亿人（占总人口的15.34％），2050年达到3.34亿(占总人口的22.6％)。我国目前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每9.1个劳动年龄的人供养1个老年人。2020年的老年扶养比将上升为0.17，2050年的老年扶养比上升为0.37，即平均每2.7个劳动年龄的人供养1个老年人。2050年我国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等于2000年的3.4倍。

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结构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21世纪中叶，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是美国老人数的4.4倍，且几乎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尽管2050年我国总人口数将位居世界第2位，比印度少5100万人，但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人数将比印度多1.03亿，仍然是世界最大的老年人口国家。我国是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是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先于富裕的大国，所谓“国未富、民先老”，这使得我们面临挑战的艰巨性远高于发达国家。

五、自然资源环境国情

（一）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国的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十分匮乏。根据世界银行(1997)对世界192个国家自然资本的估计，中国自然资本总量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但是人均自然资本仅比日本略高，为印度的68％，德国的64％，英国的54％，法国的33％，美国的16％，澳大利亚的7％。在中国的自然资本构成中，农业耕地占75％，其总价值量仅次于印度；能源和矿产占16％，总价值量仅次于美国。这两项构成了我国自然资本的主体。而环境属性较强的自然资源十分稀缺，即使按照总价值量计算也是如此，例如森林资源、木材资源、牧场和保护区的价值量，美国分别是中国的2.7倍、4.5倍、5.4倍和10.8倍。中国是自然资本的存量大国，又是人均占有小国，且资本构成质量欠佳。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始终是生产力内部的重要矛盾。

从工农产品产量为主的实物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由1980年的4％上升到2000年的18.8％，超过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美国为16.5％)，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少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迅速上升，跃居世界前列，其中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已列世界第1位。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国民经济经历资源密集化、能源密集化过程。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过程。上述方面相互叠加，对水、土地、能源和砂矿等相对紧缺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巨大压力，并将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始终。

（二）自然资源供给面临的巨大压力

1.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压力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除了日本之外，中国在世界各大国之中人均耕地面积相当低下，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远比欧洲、北美、印度等地区和国家大得多。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得耕地面积继续减少，1997～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从1.30亿公顷（19.51亿亩）下降为1.23亿公顷（18.51亿亩），下降了5.1％。人均占有耕地呈不断下降趋势，成为近几年来粮食产量下滑的原因之一，也使得粮食增产举步维艰。2020年，中国人口按14.5亿计算，至少需要粮食5800亿千克(按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千克估计)，比“九五”期间的最高产量高出800亿千克，比2003